最近，在两位女作家杨绛和宗璞之间，发生了一起笔墨官司。这场笔墨官司是由大文学家钱钟书对大哲学家冯友兰的一句话而引发的。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这两位年高体羸的小说家，在报刊上公开撰文，为各自的亲人辩解，成为’98中国文坛一件引人关注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近20年前，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钱钟书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美国参观访问，引起极大轰动。当时，有多篇文字报道钱钟书在美国的活动及谈话，多出自学者之手。
5月初，代表团一行十人来到旧金山史丹佛大学，钱钟书应邀在该校亚洲语文系作演讲，但他表示，不愿意作正式的学术报告，只希望以非正式的座谈方式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在系主任上田教授主持下，就在该系的休息室里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若愚教授、庄因教授，以及该校其他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此外，柏克莱校区也来了一批人，总共三十多人。座谈会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钱钟书自始至终都在讲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给人的印象是一见难忘，措词巧妙、诙谐而机智。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79年6月初，台湾《联合报》的副刊编辑丘彦明，自台北给在旧金山的庄因教授打越洋电话，请庄因谈谈对钱钟书美国之行的印象。于是，便有了庄因口述、丘彦明记录的《钱钟书印象》一文，发表在6月5日的《联合报》副刊上。文章说：
那天提问题的人很多，气氛可说相当热烈，钱钟书也表现出很愿意答话的样子……座谈会中也提到了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把冯友兰骂了一大顿。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在座有人问冯友兰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这篇口述的记录稿发表后，口述者庄因先生意犹未尽，“觉得还有一些值得补充之处”，于是，又亲笔写下《关于＜钱钟书印象＞的补充》一文，发表在6月26日的《联合报》副刊。庄因的补记共有六条，其中与冯友兰先生有关的一条是：
冯友兰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冯现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缘扫地。钱氏用英文说：Feng’s name is now stinking in Peking University，情绪颇为激动。
庄因的文章1985年被影印收入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传记资料》第一辑。该资料在中国内地流传颇广，许多图书馆都有收藏。
这就种下了日后宗璞、杨绛两人争论的根苗。
时间到了1992年4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钱钟书传》，作者孔庆茂依据庄因的文章，在书中写道：
当座谈会上有人提到中国某哲学家的赫赫大名时，钱钟书说此人在文革中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简直没有一点学人的骨气，也没有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钱钟书情绪颇为激动，他说他不愿提此人，他的正义感使在座的人十分敬佩。
1997年3月，孔庆茂又出版《钱钟书与杨绛》一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依然保留了上述一节，只增加了一个字（第298页“致朋友被迫害而死”）。由于孔庆茂的《钱钟书传》多次重印，还曾“荣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又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总印数有十多万册，所以，书中所谓“致朋友迫害而死”云云也就被许多读者所知晓。
1995年11月，大连出版社出版了牟晓朋、范旭仑合编的《记钱钟书先生》一书，极为广泛地收录了与钱钟书生平事迹相关的资料和文章，其中也包括庄文。此外，书中收入的范明辉《杨绛〈钱钟书与围城〉笺证稿》，在考释钱冯文字交往一节中，也摘录了庄因所记钱钟书谴责冯友兰的话。
1998年7月，宗璞先生在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刊出文章《不得不说的话》（写于6月），发表了她作为冯友兰家属的意见。
宗璞先生说，1997年春，她从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一书中得知，钱钟书曾经谩骂她的父亲，而孔书的根据是庄文。此后，她又见到牟晓朋、范旭仑所编的《记钱钟书先生》，但书中收录的庄文并“没有孔庆茂所写‘致朋友迫害而死’字样”。宗璞说：
这样白纸黑字的谩骂还是第一次见。我认为有必要立即与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联系，问清情况……乃于去年十月向杨先生提出此事，并希望她婉转向钱先生问明究竟。杨先生拒绝去问，坚决否认钱先生曾说过上述的话，所举理由有冯先生是钱先生的五大恩师之一，他决不会说等等。但杨先生至今没有公开声明钱先生未说过那些话。……鉴于上述情况，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女儿，我要在此郑重声明，“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云云，毫无事实根据，也无旁证。……它纯属诬蔑不实之词，既损害了冯先生的名誉，也给冯先生的遗属造成精神伤害。此等中伤，自显其恶，日月昭昭，天人共鉴！
宗璞的文章发表后，杨绛先生很快就写成回应文章《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文末标明作于8月8日），于同一天发表在两家报纸上（9月5日的上海《新民晚报》和《文汇读书周报》）。
杨绛先生起笔写道：“宗璞根据传说钱钟书的记载，曾一再来信、来电话，谴责钱钟书访问美国时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我也曾一再向她举出事实，说明这事不可能。……我就遵照她的要求，公开说明钱钟书不可能在美国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话。”
杨文列举的“事实”有三项：
第一，“根据宗璞1997年10月24日给我的信，所说的‘朋友’，指章廷谦”，而“这件事，钱钟书和我是在冯友兰先生去世一周年后才听到的”。钱钟书访美是在1979年，当时对章廷谦事件还一无所知。
第二，1990年冯先生去世后一天，台湾记者季季女士打来长途电话，问钱先生对冯友兰的学问有何看法。钱答：“冯先生是我的恩师。但是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不同。”
第三，近年来出现的传说钱钟书的记载的书籍，“一概未得钱钟书许可；书籍的内容，也一概不由钱钟书审定”，而“转载钱钟书大骂冯友兰先生那段传说的书”，是一部“经编者向钱钟书公开致歉，保证销毁封存的书”。该书的“编者说了话不当话，正是他公开用实际行为，证明自己不可信。可是宗璞相信书上的白纸黑字”。
杨文还着重说：此事她没有必要去向钱钟书本人核实，因为她自己就“记得很清楚”。钱钟书没有得到一个公民应有的保障。钱钟书不需要宗璞的宽宏大量。希望宗璞保持自己的理性，不要太感情用事，折磨自己。
杨先生在文章中表示，谁要是指控钱钟书诬蔑、毁谤过冯友兰先生，就“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这是法律”。“再说，钱钟书没做过的事是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证实。这是合乎逻辑的情理。……至于究查诬蔑之词是何来源以及澄清事实真相，也能是钱钟书和我的责任吗？”
很显然，两位老人争论的焦点在于，宗璞“相信书上的白纸黑字”，并说那话是诬蔑，杨绛也承认那话是诬蔑，却绝口否认是钱钟书讲的。
看来，要弄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头说起。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当年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处境和状态。
据宗璞先生的丈夫、著名学者蔡仲德教授所编撰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一书记载，1973年10月，北大清华两校成立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受江青领导，特邀年近八十的冯友兰为顾问。之后，冯友兰刊布许多大批判文字，获毛泽东赏识，流传全国，并得江青会见和看望。1977年3月，北京大学开始有文字批判冯友兰；7月，冯友兰奉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会议上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1978年2月，冯友兰被免去政协委员；6月，《人民日报》转发点名批判冯友兰的文章；8月，台北《自立晚报》发表社论《冯友兰的悲剧》。1979年2月，冯友兰奉命“在群众中说清楚，以后仍可以出书、见外宾”。8月，冯友兰与女儿冯金童璞离京往游黄山。
蔡仲德先生总结说，从1949年至1978年，是冯友兰“失落自我”的时期。
冯友兰先生本人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自己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景时，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十分诚恳地写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这就是1979年钱钟书访美时冯友兰先生的基本背景情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钱钟书先生的情况。
杨绛先生在答复宗璞的文章中说：“钱钟书和我交游不广，平时杜门谢客”，但在别的地方也说过，钱钟书“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记钱钟书与围城》）。
另据60年代初结识钱钟书的陈丹晨先生1981年所作《在钱钟书寓所琐闻》记载：“每次去看望问候两位先生，他们总是满怀兴趣询问社会上的各种事情。他们也常常鲜明地直率地评论各种各样问题。钱先生平日最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他骂他们是市侩、风派。前几年，有一次他送我出大院时，还讲到某个人利用职权，将国家的珍贵文物捐给个别权势者以邀功。他一边生气，一边教我要学好。过了一些时候，果然案发，此人下了台。每当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他就显得激动、愤懑，但又是机智、幽默而尖锐，使我常常想起《围城》中的某些人物和细节。他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隐士，而是热情洋溢、爱憎分明，对生活怀有强烈的激情，就如他自己所说的‘忧世伤生’”。
吴忠匡先生30年代末就与钱先生相知，1986年发表“由钱钟书审定”的《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也写道：“中书君生性正直，对美善的爱与对丑恶的毫不宽假的态度，在他身上是鲜明的。……关于他的直率，我还可以举一些近事为例。前些年，我曾将一份书稿投寄北京某一书局，事隔经年，了无音讯，追询之下，方知书稿已为审稿某公遗失。中书知悉其事后，来信说：‘大稿为某公玩忽遗失，骇怒不已。此等人身名稍泰，便全忘却寒士辛苦，轻心易念，师承杨氏为我之学，无间地狱之设，亦为若辈也。’不久，又来信说：‘近参加一集会，此公亦在，兄恶其轻心易念，未与交一语，想渠不知兄为弟事芥蒂，必以兄为铁牛做官拿身份矣。’直情径行，有如此者。”
看来，钱钟书确实喜欢臧否人物，嫉恶如仇是其天性，“激动、愤懑，但又机智、幽默、尖锐”，这应是基本事实，不可否认。
宗璞先生在文中对庄因文章中“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话表示气愤。
但是，这些话里面并不存在所谓“致朋友迫害而死”的字样。“致朋友迫害而死”是孔庆茂书中的话，而这句话与庄文所谓“坑人使妻小俱死”，意思显然是不同的：后者是说殃及朋友的老婆孩子死了，前者是说殃及朋友受迫害而死。
现在可以确认，所谓“致朋友迫害而死”，确实是杜撰之辞，钱钟书根本就没有讲过这句话，庄因也根本没有作过这样的记载；讲这话的，除了孔庆茂，找不出第二个人。而所谓“致朋友迫害而死”的“朋友”，如果是指章廷谦的话，则章于1981年才去世。
问题在于，尽管钱钟书没有讲过孔庆茂所谓冯友兰“致朋友迫害而死”的话，那么，他是否讲过庄因所谓“出卖朋友”，“捏造事实，坑人使妻小俱死”呢？
对这句话，宗璞先生指出它“毫无事实根据”。杨绛先生虽然根据宗璞的私人信函说出了一个“章廷谦事件”，却没有透露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也就不好妄测，但是，有几个问题，却是值得提出的：
第一，所谓“出卖朋友”，是否是指章廷谦或“章廷谦事件”？庄因的原文是：“在座有人问冯究竟出卖了哪些朋友，钱钟书却不愿指出姓名。”
第二，如果庄文所记是无端捏造，那为什么20年来钱钟书杨绛一直不辟谣证伪呢？没有见到庄文吗？不可能。据孔庆茂《钱钟书传》1995年1月第三次印刷本的《再版后记》记载：“本书出版后，钱钟书先生曾在信中纠正了几个错误之处。……上次重印，我曾稍加改动，这次又作了一些修订。”但是，“致朋友迫害而死”云云并未予以“纠正”。可见，即便钱先生当初未见过庄因原文，也通过孔庆茂的书知道庄文并了解其内容。
第三，钱钟书讲话时，庄因就在现场，属于当事人记当时事。假如钱钟书并没有讲那些话，那么，他跟钱先生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而且对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要赤口白舌，在时隔不足一个月的事后，就悍然瞪眼胡说，并不惜得罪钱、冯两家，杜撰钱钟书诬谤冯友兰的文字呢？
第四，钱钟书座谈时，杨绛先生并不在现场，又怎么得知钱先生未讲那话呢？
看来，可开掘的事实还有很多，但这不等于我们不能依据逻辑和现有材料发表若干私议。
笔者认为，杨绛先生要想证明“钱钟书没有跑到美国去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只需做到以下两点中的一点即可：
一、提供钱钟书当时不在史丹佛大学亚洲语文系休息室座谈的证据，或证明庄因当时并未参加座谈；
二、证明庄因所记录的文字是凭空臆造的。上述两条都可以证实或证伪。首先，庄因先生“还健在”；其次，参加座谈会的三十来人，钱先生的朋友刘若愚去世了，其他人想必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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